任正非:我不是中國喬布斯 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

來源:網易科技報道時間:2019-09-24 15:56:21

9月23日消息,2019年5月20日任正非接受德國電視一臺紀錄片采訪,采訪中記者提及任正非被外界視為中國的喬布斯,對此,認證回應稱,“我不是喬布斯,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,他創造了移動互聯網,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。”

同時,任正非表示,“我在哲學上信奉灰度,信奉妥協,“白”與“黑”之間有一個妥協是灰度。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,我們兩個性格上很多不一樣。我沒有他那么偉大,所以不能叫喬布斯,這不是謙虛,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。”

采訪實錄精選:

1、記者:任先生,您被視為中國的喬布斯,華為在中國被視為一個偉大的企業,怎么做到的?

任正非:第一,我不是喬布斯,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,他創造了移動互聯網,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。我沒有特別精湛的技術,只是提了一桶“漿糊”把十八萬員工粘起來一起奮斗,他們奮斗出來的成績就扣在了我頭上。我在哲學上信奉灰度,信奉妥協,“白”與“黑”之間有一個妥協是灰度。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,我們兩個性格上很多不一樣。我沒有他那么偉大,所以不能叫喬布斯,這不是謙虛,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。

記者:我們還是可以得出結論,華為是一個全球性的巨人,華為生產設備成為互聯網的骨干?

任總:是的。

2、記者:您大學時候學的建筑工程,怎么參軍了呢?

任正非:因為周恩來總理引進了法國德布尼斯.斯貝西姆公司的化纖設備,要調很多地方隊伍建設這個工廠,但是地方隊伍因為文化革命完全混亂了,建設化纖廠的地方生活又非常艱苦,都不愿意去。周恩來只好調軍隊去建這個廠,但軍隊沒技術力量,地方上也沒有哪個單位愿意出工程師給軍隊,軍隊就把我們這些懂一點技術的“半壇子水”學生重用了。

就這樣,我有幸走入了現代化工程,有幸走入了軍隊。

3、記者:在創業初期,有什么樣的突破,認為華為的生意是能做成的?

任正非:公司成立初期,我們主要是做代理,幫別的公司賣機器,中間賺一點傭金,慢慢積累到有一、二十個人。經常是汽車到了,我們每個人都像搬運工一樣,扛木箱卸貨到倉庫,客人要貨時,我們再去裝貨。在三十年前,我們是以代理為中心的。

后來,香港鴻年公司跟我們接觸以后,考察了我的個人歷史,找很多人調查我的歷史。當時我還很生氣,他們把過去的一些事講給他們聽后,考察完的結論,認為我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,他們就給我授權:“廣州倉庫里有價值一億的貨物,你可以去提貨。貨物賣了以后,錢可以先周轉一段時間,再還給他們。”他們給我的底價也比較合適,我們通過賣貨物回款,中國當時正在快速發展,很需要這些物品。香港鴻年公司對我們很信任,公司老板原來是一位很優秀的學者,叫梁琨吾,由于他們的信任和支持,我們開始得到了逐步發展,積累了一部分資金。

4、記者:那時美國應該是您所進入通信行業中蒸蒸日上的國家,您第一次去美國是什么時候?

任正非:1992年。

記者:我看了您寫的《赴美考察散記》這篇文章,2019年讀這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,您對于美國當時有非常多的敬佩之情,而且把自己放在比較弱勢的地位,包括華為的管理。當時您看來,美國是充滿希望、充滿前途的國家,是嗎?

任正非:是的。對于美國的了解,我在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閱讀。當時,解放軍有一個代表團考察了西點軍校,《解放軍報》有對西點軍校的連載描寫,對西點軍校的作風,我的印象比較深刻。所以,我們在早期建設公司時,是學習西點的風格來管理的。當然,我們是一個生產企業,不可能像軍隊那么不講成本。

我到美國以后,親眼看到了美國是什么樣了,以前我們沒有出過國門。開放改革以前,我們還以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受難,就我們吃飽肚子,別人沒有吃飽肚子,需要我們去解救,這是當時我們對世界還是這樣的理解。當我們走出國門一看,才發現只有我們才是貧窮的,別人都不貧窮,才知道社會是什么樣子,思想上有了一個開闊。

第二,我對美國的創新精神、創新機制的推動有很深的感慨。有一篇文章叫《不眠的硅谷》,硅谷人為了奮斗,在車庫……通宵不眠,當然硅谷今天還是這種精神。我們吸取了一些精神力量,我們也要艱苦奮斗,也要努力,從簡單開始逐漸走向中高端。

從年輕時候直到今天,我對美國都是很崇拜的。盡管今天美國打壓我們,將來我們重新在“喜馬拉雅山頂”再次相遇時——我把科技高峰形容為喜馬拉雅山頂,美國帶著咖啡、罐頭……在爬南坡,我們帶著干糧爬北坡——我們在山頂相遇時,我決不會與美國“拼刺刀”,會相互擁抱,終于為人類數字化、信息化的服務勝利大會師了。我們應該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,不要這么狹隘。我們就是因為沒有這種狹隘,才有這么多客戶信任我們,我們今天是打不死的。希望你過幾年再來參加我們的會議,那時我們再喝一杯慶功酒。

5、記者:你們所處行業第一次的危機在2001年前后,很多西方公司面臨著重大危機,華為當時怎么挺過來的?

任正非:IT泡沫危機發生時,我們同樣發生了巨大的危機,公司基本瀕臨崩潰了,內外交困。外部來說,我們對客戶負責任的能力低,在IT泡沫時期,大公司把所有好零部件買光了,我們只能買一些差的零部件做了產品賣給客戶。公司內部也出現很大危機,2002年時,內部很多人偷走知識產權、挖走公司的人,去創辦其他的公司。

我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,召開了400人的高級干部大會,學習了德國克勞塞維茨的《戰爭論》。《戰爭論》里面有一句話:“什么叫領袖?要在茫茫的黑暗中,把自己的心拿出來燃燒,發出生命的微光,帶領隊伍走向勝利。戰爭打到一塌糊涂的時候,將領的作用是什么?就是用自己發出的微光,帶領隊伍前進。”好,現在該我們把心拿出來,照亮隊伍前進,鞏固隊伍信心。

第一件做出的結論,就是把客戶所有的爛設備換回來,要十幾億人民幣,那時我們已經窮的揭不開鍋了,還是要換回來,從此贏得了客戶的信任。第二件事,我們選取了一個很正確的戰略,叫“雞肋戰略”。泡沫經濟時,北電在光傳輸上投入過猛,設備跌價不值錢,如同沒有肉的雞肋。我們選擇了光傳輸這個不值錢的雞肋,別人不做我們來做。我們經過十幾二十年的努力終于做到了世界第一,現在我們在光傳輸和光交換上絕對領先,很難有人短時間再趕上我們。我們現在提出了將來要做光子計算機。所以,我們是及時開了干部大會,整頓了思想,讓留下來人繼續好好干,然后選擇了最不賺錢的事,渡過了巨大的危機。

6、記者:盡管您本人對美國充滿了敬佩,現在來看,華為和美國之間有一場持久戰。從2005年開始,美國的一些政客就視華為為危險,您能夠解釋一下嗎?

任正非:美國政客不代表美國,因此我將來對美國的情感還是一如既往。對美國的政客,我也不恨他們,為什么?他們拿著“鞭子”抽著華為,提醒我們要努力奮斗,我們只要不努力奮斗,就會把我們打垮。這點對我們也是有好處的,沒有外部的壓力,內部就缺少動力。

7、記者:中國有多少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呢?

任正非:我不知道。我認為,其實中國在接受德國文化上還是非常好的,比如宗教改革也是從德國開始的,德國盛產哲學家、音樂家、藝術家……。按理說,一個工業型社會,怎么能創造出這么燦爛的人文文化呢?前幾天,國家信產部的部長參觀我們公司時,我專門帶他參觀生產線,講西門子軟件多么好、BOSCH的軟件怎么好、達索軟件怎么好,為什么?工業互聯網必須是從事工業幾十年的人,把他的經驗變成電子的時候才是工業互聯網,而不是我們搞互聯網的公司變成工業互聯網。我們幫助國家大規模推廣德國的控制軟件,提高生產、提高效率。我們認為,中國和德國之間經濟有極大互補性,中國要發展,德國很多優勢對中國非常好,德國需要中國13億人民的市場。

我去德國斯圖加特,工程院院長帶我參觀一個工學院一年級學生入學,給每個人發一塊鐵、發一個齒輪的圖紙,讓他們用銼刀銼出一個齒輪或者一個軸來,完全用手工做,做出來并不打分,必須裝到減速箱里,讓汽車開,開完回來檢驗才給打分。所以德國機械工業將永遠無敵于天下,同樣的鋼鐵,德國車并沒有消耗更多,但是價格貴幾倍。

德國很多優質的東西需要一個市場空間去放大,要開展貿易的便利化、自由化。中國改革慢了一點,但是去年開始已經對機械制造產品、工業產品放開門限,降低關稅,有利于進一步發展。中德之間應該更加加強經濟的合作,而不是對抗。所以,我們非常贊成歐洲的觀點,歐洲是一個經濟共同體,沒有那么多政治目的。中國其實也不會想稱霸,中國還是主要生產中低端產品,中低端產品和中高端產品之間應該有相互的交流。

第二,中國的服務產業落后,我有位朋友生病了,我建議他去兩個地方動手術:德國和美國。德國的醫療這么高級,這么發達,德國如果在中國能建立一些醫院,不需要消耗多少人員,就可以把中國賺你的錢,從中國賺回去。

又比如教育,太難拿到德國博士學位了,德國博士是真博士。我們在英國和德國的工廠,大量招德國博士,太優秀了,因為德國教育很嚴格。德國中小學教育,為什么不在中國發展呢?中國也在開放服務業,這是無煙工業,煙囪不冒煙,就可以把人民幣賺回去,這樣形成貿易對沖。

責任編輯:FD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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